秦前红：正名社会主义宪政（2）：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与问题

[9]如今对于法制貌似矫枉过正的强调，实为一种促进传统政策单核主义发展为法律-政策双核主义的肯定性纠偏，而非基于零和博弈的二选一思维对政策路径的简单扬弃。

设在相应级别人大常委会的机构应是专门委员会，可称为监察监督委员会。监察体制改革进程中把握动态平衡的最重要抓手，是调控不同国家机关的政法综合权重及其在政权体系中所占的比率。

道理很简单，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肯定拉不住身强力壮奋勇向前的壮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机关地位高于检察院不是问题，但高于法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设独立运作的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监察及复检所有涉及廉署及廉署人员的非刑事投诉，其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包括立法会议员和社会贤达。应把握好动态平衡，防止过犹不及。具体说来，面对即将设立的监察委员会位高权重的特点，防止过犹不及应该体现在制度或制度的运用上。

今日的廉署继续独立运作，坚守岗位，雷厉执法，有效打击贪污。就监察法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通过专题调查、座谈讨论等适当方式，向国家机关及其有关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同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由于机器人一般被视为通常意义上的科技产品，机器人以及机器人技术造成的损害，可由民法中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可以认为，人工智能将从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逐步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未来会在万物皆互联、无处不计算的环境下精准生活。可以预见，上述伦理规范将成为未来立法的组成部分。人工智能法律既具有一般法价值的构成要素，又有着其特殊法的价值内容，从而形成自身的法价值体系。我国似可组织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法学家参加的专家小组，编写机器人伦理章程，构建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其要义包括：设计伦理框架，为机器人预设道德准则。

法律控制是风险治理机制的重要手段。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相对滞后，但相关立法活动应未雨绸缪，组建专家团队对机器人专门法律开展研究，其重点包括：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人工智能损害后果的责任分担、人工智能风险的法律控制等。

还有各种电子产品，从带有GPS的照相机到与WIFE相连的智能电器，都精细地记录私人的行踪和生活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在挑战我们的法律 智能革命的出现，对当下的伦理标准、法律规则、社会秩序及公共管理体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这是因为法律规范基于现实生活而生成，且立法过程繁琐，因而总是处于滞后境地。对知识体系和技术性知识的信任，是人们在风险社会中获得和持有本体性安全的基础和保证。

机器人的写作方式，采取信息→知识→智能的技术路径，基于人机合作系统而导致内容生成。创新价值体现在人工智能发展政策制定与立法活动之中，其主要制度设计是： （1）谋化国家发展战略。面向智能革命时代，我们应在认识和分析现行法律困境的基础上，探索与科学文明相伴而生的制度文明，创制出有利于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规范体系。对此，法哲学家雷加森斯·西克斯言道：如果法律秩序不代表一种安全的秩序，那么就不是一种法律。

风险社会理论指引下的技术规则有以下特点：风险规避的主要路径，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即从技术研究开始规制，以预防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或副作用）。二是强化企业保护用户隐私的责任。

机器人抢掉人类的饭碗，人工智能工人群体正在形成。对风险社会问题的法学研究，其重点是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

智能革命引发的法律、政策和伦理话题刚刚开始，伴随人类社会的知识创新，我们需要跟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例如，黑客、病毒等人为因素侵入互联网，进而控制人类家庭的儿童看护机器人、助老机器人、护士机器人或其他智能系统，由此导致危及人类的后果。法律的理想价值总是高于法律现实价值，可以为法律制度的演进提供目标指引和持续动力。在最高法价值指引之下，人工智能法律还存在着专门法的特别价值，这主要是安全、创新和和谐。关于风险规制的安全规范，包括人工智能产品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规范、人工智能安全的监测规范等，都是相关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需要考量的问题。2016年，距离麦卡锡、明斯基、香农等人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正好过去60年。

在这种情况下，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机器人虽具有相当智性，但不具备人之心性和灵性，与具有人类智慧的自然人和自然人集合体是不能简单等同的。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德国学者贝克认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制度安排 法律规制 。

个人信息包括了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隐私信息，主要类别有：个人登录的身份和健康状况、个人的信用和财产状况、电子邮箱地址、网络活动踪迹等。可以认为，风险社会是一种全球风险社会，风险的空间影响超越了地理边界和社会文化的边界。

对机器人权利保护或者说禁止对机器人滥用，在当下尚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在未来就成为劳动立法问题。人工智能作为未来时代技术尚在深入发展之中，但在当下已引发人们对其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通过权利保护、权利交易和权利限制等制度，促进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和谐价值实现的理想状态，即是人工智能社会的良性健康和有序。

技术规制表现为法律规范、政策规定和伦理规则等。智能社会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时代变迁。

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有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即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都是一种创新过程。在我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人工智能发展做出重要表述。

主体与客体、人与物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三是加强网络、电讯隐私保护的专门立法。

近年来，欧洲机器人研究网络（EURON）发布《机器人伦理学路线图》，韩国工商能源部颁布《机器人伦理宪章》，日本组织专家团队起草《下一代机器人安全问题指引方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航天局设立专项基金对机器人伦理学进行研究。民法意义上的人，须具有独立之人格（权利能力），该主体既包括具有自然属性的人（自然人），也包括法律拟制的人（法人）。在侵权责任法中，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因生产、销售缺陷产品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有致使他人遭受人身、财产损害之虞而应承担的特殊侵权责任。截至2015年，人工智能国际市场的规模为1683亿元，预计到2018年将增至2697亿元，增长率达到17%。

它不仅与已有法律秩序形成冲突，凸显现存法律制度产品供给的缺陷，甚至会颠覆我们业已构成的法律认知。对于人工智能社会关系的调整，伦理规范具有一种先导性的作用。

质言之，机器人生成的目的行为，与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性质完全不同。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与开发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智能机器人在就业、伦理道德以及法律层面带来的挑战。

关于技术产品致人损害，技术中立原则可提供责任规避。马克斯•韦伯形象地指出，人类在不久的将来注定会生活在技术知识的囚室。